“新艳秋”事件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他说：“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什么‘祖传秘方’、‘私藏珍本’等等，不也全是这样‘独’吗？”其实，他的“独”是有所针对的。　　　　　　针对的是未经许可和同意，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这里要介绍一个女演员，名叫王玉华，艺名玉兰芳，后改新艳秋。这个叫玉兰芳的女士本来是唱河北梆子的。1925年左右，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以后，兄妹俩一起迷上了程派。她当即暗下决心：不唱梆子，唱京戏，且一心学程。　　　　　　每有演出，她和哥哥必去“偷戏”。俩人躲在戏院楼上的角落，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工尺谱（即曲谱），她就用心记下全剧的唱、念和身段。戏散人静后，二人步行回家，一路研究刚才看戏之所得。　　　　　　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来：哥哥哼着胡琴伴奏，妹妹一边唱着，一边就走起身段来。回到家中多困也不敢睡觉，接着练。没有镜子，就在月亮地里练。从影子里，看自己的身段，非把当天所学熟记在心才行。有时，一弄就弄到天大亮。　　　　　　在梨园行，这叫“偷戏”！“偷戏”是大忌。为了怕被人认出来赶了出去，新艳秋是化装成男孩子去剧场的。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梅兰芳和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之后，经前辈介绍，新艳秋拜了梅兰芳。　　　　　　但她实在是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砚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当她觉得时机成熟了，便亮出了“程派”的旗号，改名新艳秋。连她自己也觉得这个艺名是对程艳秋“不大尊重”。　　　　　　但她顾不上这些，为什么？用她原话来说是“为了舞台上站住脚，能红！”还说：“我为了唱戏成名，对不起程先生。”——一个人做于心有亏的事，其实心里是明白的。有心计的她不仅红了，还和程砚秋叫板又较劲。一是忽出奇兵，策动了“鸣和社倒戈”事件。简单说，就是用重金把程砚秋“鸣和社”戏班里的小生演员买通，连人带程派剧本都弄了过来。要知道戏曲舞台必须有生旦相配，故程砚秋怒不可遏。　　　　　　二是趁程砚秋赴欧考察之际，她大唱特唱。三是把与程砚秋同台合作的人，拉到自己的班社中，陪着她唱。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的：“一下子，我就红得发紫（新艳秋语）。”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本戏偷传给别人时，便与之断然决裂。　　　　　　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唱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最早懂得知识产权的保护。　　　　　　　　　　前不久，曾和几个北京老字号药铺的后代聊天。我问：“公私合营以后，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一落千丈。”“为什么？”　　　　　　“因为公私合营的前提是必须交出制药的祖传秘方。献上秘方，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恍然大悟。一言难尽的《锁麟囊》　　　　　　《锁麟囊》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剧目，它通过一个女子薛湘灵由富而穷的生活变迁，生动描述了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个戏酝酿很久了：自1937年起，程砚秋就与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切磋剧本。编剧技巧也试用了许多，什么烘云托月法、背面敷粉法、帏灯匣剑法、草蛇灰线法，为的是取得舞台最好的艺术效果。　　　　　　剧本创作的过程也是唱腔产生的过程，因为他们深知中国艺术的韵味和文化的境界都在一唱一做之间，且只能用濡沫人情去体会。而许多的演唱和细节，最后都要提炼为一种“诗意的存在”。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到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的表演，无一不是守护着这份“诗意的存在”，挥洒着可感可知的历史文化情调。为《锁麟囊》设计安排唱腔，花去了程砚秋整整一年的时间，真可谓殚精竭虑。　　　　　　他每编出一段都要唱给翁偶虹听，并就正于王瑶卿。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的七字句（7个字一句）或十字句（10个字一句），但程砚秋要求剧作者写长短句，说：“请您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翁偶虹当然照办，比如薛湘灵有这样两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　　　　　　“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这样的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抑扬错落、疾徐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美感。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雅致独特的声腔艺术，人人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世态炎凉，带着几分温暖惆怅，一下子抓住上海观众的心。　　　　　　舞台上站着的名丑刘斌昆，听着听着差点儿把自己的台词都忘了。连演10场，10场皆满。到了第11天，改演《玉堂春》，可观众不答应。再演《锁麟囊》的时候，就出现了程砚秋领唱、大家合唱的动人情景。　　　　　　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这个戏一直就未能获得审查通过。1955年四五月间，《戏剧报》在《反对黄色戏曲和下流表演》大标题下，提到了《锁麟囊》，说它是“宣扬缓和阶级矛盾及向地主‘报恩’的反动思想的剧本，程砚秋先生已经暂停上演”。1955年，在完成《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的摄制工作以后，周恩来提议为程砚秋也拍摄一部舞台艺术片。周恩来要求剧目的选择应能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砚秋的多方面艺术成就。　　　　　　程砚秋首先提出自己最理想的戏，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戏就是《锁麟囊》。但上边毫不退让，坚持认为它是个宣扬“阶级调和论”的戏，连修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概是周恩来做了思想工作，程砚秋只好妥协了，选择了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荒山泪》。　　　　　　时代不容许个人权利的存在，也不承认艺术审美的独立性，他只好沉默了。1958年3月，在他疾病缠身、去世的前两天，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支部书记到病房探视，极其衰弱的程砚秋又动情地提到了《锁麟囊》，面对着满脸的病容和满心的恳切，罗一点没客气，斩钉截铁道：“《锁麟囊》这出戏是不能再唱了。”　　　　　　如此慰问无异于催命。一出《锁麟囊》于程砚秋而言，犹如一场梦。这梦何其长也。翳影不去，人的命就熬不过梦了。程砚秋一直惦记着《锁麟囊》，可至死也没准许他再演《锁麟囊》。　　　　　　这个文化经历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程砚秋既是个新人物，又是个旧人物。他的存在就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悲哀，这也使他承受幸与不幸的双重命运，并走完旅途。江青确是一个知音　　　　　　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团长是彭真，李济深、程潜和我的父亲是副团长。11月27日这一天，代表团上午访问苏联科学院，下午参观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厂。　　　　　　晚8点进餐的时候，大家即兴讲话。父亲讲话时，引用了一句唐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程砚秋插话，说：“应改为：西出阳关尽故人。”　　　　　　两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8日这一天，在苏联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等到5点多，却始终没见江青的人影儿。　　　　　　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做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他很兴奋，说：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回国以后，父亲请梅兰芳、程砚秋和另外几个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到家里做客。我躲在大客厅的玻璃屏风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梅与程。也许因为梅兰芳和父亲比较熟悉，也不止一次到我家，所以比较随便，有说有笑的。而程砚秋斯文内敛，几乎就不怎么开口，给人很深沉的印象。梅、程俩人都那么美，又美得那么不同。程砚秋（1904—1958），男，满族，籍北京，京剧旦行演员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6岁的程砚秋经人介绍，投入荣蝶仙（京剧男旦，工花旦、刀马旦）门下学艺。从前学戏和学徒差不多，先与师父立下字据，言明几年期满，学艺期间的食宿问题，以及满师后给老师义演若干年作为报酬条件等等。程砚秋所立字据是以8年为期。8年期间由荣家供给食宿，但演戏的收入归老师收取。满师后还须继续效力两年，即在两年之内，全部戏份（京剧戏班中付与演员等人工资的一种形式）收入都要孝敬老师。　　　　　　他的母亲像送病人上医院动手术那样签了“关书”，送他去荣家的那天，且一路叮咛：“说话要谨慎，不要占人家的便宜，尤其是钱财上。”　　　　　　这句话，程砚秋说：“我一生都牢牢地记着。”程砚秋学戏很苦！边学边唱边挨打，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做，当听差使唤，无异于童仆。荣蝶仙脾气又坏，稍有不欢即举鞭就打，常常无端拿他出气。程砚秋每天要劈柴生火，洗衣做饭，学戏的时间很少，有时整天也不说戏。那时荣蝶仙穿的是布袜，清晨起来，程砚秋要把袜子捧到他的面前。　　　　　　因为自己的手不干净，沾着煤渣或灰土，冬天还有冻裂的血痕，不敢直接用手递袜子，就在手掌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搁在白布上，再捧给荣蝶仙。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程砚秋出师以前，师父终于把他的腿打伤，留下很大的血疙瘩。　　　　　　成名后的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剧时，经一位德国医生的手术才把两腿治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艺的8年，是我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故程砚秋很早立志发誓，将来有了孩子决不让他们学艺唱戏。因有家世之悲，心思又重的程砚秋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因为营养不佳，情绪一直也比较抑郁。师傅认为这个孩子不宜学花旦（花旦大多扮年轻女性，性格活泼开朗，动作敏捷伶俐，表演以做工和说白为主），让他专攻青衣（青衣又名正旦，在旦行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扮演的都是端庄正派的女性，或贤妻良母或贞妇烈女，唱工繁重，动作稳重）。荣蝶仙还发现这个孩子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倩，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罗瘿公全力扶持　　　　　　程砚秋登台不久，便声誉鹊起。被当时的大名士罗瘿公赏识，并全力追捧。初次看了他的演出，罗瘿公作了六首绝句。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除却梅郎（指梅兰芳）无此才，城东车马为君来。笑余计日忙何事，看罢秋花又看梅。”诗句表露出对这个少年的称许。　　　　　　民国6年（1917年），有人来约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每月包银是600大洋。荣蝶仙当然主张他去。　　　　　　可遭到罗瘿公和王瑶卿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程砚秋现在已经把嗓子唱坏，提前“倒仓”了，说什么也该歇歇养养。罗瘿公欲为其赎身，可荣蝶仙也不是傻子，觉得这个徒弟前程远大，来日收获未可限量，便一口回绝。　　　　　　惜才的罗瘿公当机立断，运用各方关系疏通赔偿荣蝶仙700大洋的损失费，他与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王敖商量，借出600大洋，把程砚秋接出了荣家。荣蝶仙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同意废弃合同。这样，未满8年的程砚秋，提前出师了。在把程砚秋接出来的路上，罗瘿公口占一首七言诗，诗的头两句是：“柳絮作团春烂漫，随风直送玉郎归。”　　罗瘿公程砚秋家境贫寒，住在天桥的“穷汉市”。学徒期间他的母亲就盼着儿子出师，除了每天挎着小柳条筐上街买煤球，就是到北京前门里关帝庙烧香求儿子早日出师挣钱。难怪程砚秋刚离开荣家，便请一个姓徐的伙计到家中报喜，说：“罗先生给您儿子出了师了，以后的日子就慢慢好过啦！”从这一刻起，他的母亲才结束了每日烧香求佛的日子，真的看到了希望。　　　　　　跟着，罗瘿公又将程砚秋一家人搬离了条件很差的天桥大市弯齿胡同，安顿在相对比较好的北芦草园9号。“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一心进取的程砚秋获得自由后，即追随罗瘿公读书习字，钻研音韵。所以，后来的程砚秋不但精通经史，一手字也写得不错。特别是对京剧的行腔咬字，深具工夫。这是文人雅士熏陶所致，也是艺人当中少有的。　　　　　　程砚秋虽有人扶持，但事业上却立足未稳，而那时的梅兰芳已是红人，自领一军。民国8年（1919年），程砚秋听从罗瘿公的刻意安排，拜梅兰芳为师。每晚的演出，梅兰芳的戏都放在后面。这样程砚秋就有了在前面唱一出戏或兼饰仙女等杂角的机会。　　　　　　拜师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得以陪演《上元夫人》、《天河配》、《打金枝》等剧目。陪演就是观摩，程砚秋深受启发。他特别羡慕梅兰芳创造的古装。这一年，罗瘿公虽南游沪宁各地，却不忘唱戏的程砚秋。　　　　　　比如，在2月7日的一封信里，罗瘿公写道：“看见上海报登载18日全浙会馆的戏评，说你扮《长坂坡》的甘夫人，说你态度顶好，扮相顶好，说你同一班老辈名角一齐唱，体面得很，也有人恭维我一番，我看见很喜欢。上海好些人问候你，知道罗瘿公的差不多都知道程艳秋（那时他叫艳秋）。有好些老名士要给你作诗，你的名可大得很，恭喜恭喜！你的嗓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好了，但愿从此以后天天好。北京下雪没有？有添养鸽子没有？老鸽子可养熟了？……你打了梅（兰芳）先生的鸽子，是不知者不为怪，以后别再打喽。　　　　　　你总要常常写信来，两三天一封，千万别忘了！你再要买什么，写信来。“罗瘿公只要接读程砚秋的来信，总是立即回复，还在信里为他改错别字，甚至觉得他所用信纸太坏，即随复函寄去好信纸。　　　　　　罗瘿公请年轻画家徐悲鸿为程砚秋作画，还为他集聚巨资。有了这些钱，罗瘿公在为程添置行头的同时，又编了许多新戏。1921年，又特意为他介绍了一位武术先生学武术。　　　　　　罗瘿公认为戏曲舞台上的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动作，与中国武术动作有连带关系。学会武术，对程砚秋的表演会有很大帮助。后来的经历表明，武术的作用不仅用在了台上。民国11年（1922年）的春节，对18岁的程砚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罗瘿公的精心安排下，他独立挑班唱戏了，以一出改编的京剧《龙马姻缘》轰动了京城。他的班社取名“和声社”。程砚秋请来荣蝶仙任社长。心满意足的荣蝶仙任社长后，没有以业师自居，而是积极协助罗瘿公和程砚秋搞好戏班的工作。　　　　　　师徒间的合作，颇能显示出程砚秋的胸怀。学徒挨打在从前是一种行业习惯，梨园行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程砚秋不以为意。这一年，程砚秋南下上海，初次演出就很受欢迎。有人这样评价：“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艳秋则恂恂如书生。”如此形容，是指程砚秋受名师（指罗瘿公）熏陶，气质自化。　　　　　　读着这样的文字描述，年轻人可能会说罗瘿公是程砚秋的超级“粉丝”。用超级“粉丝”来形容，还不能概括两人的关系。罗瘿公还是程砚秋的严师、谋士、引路人、策划者、剧作家和真正的后台！　　　　　　一个名士独赏一个艺人，为之脱籍，悉心赞助以成其材。“赢得宣南顾曲人，日日雕鞍骤。”我们从中认识到那个时代艺人与文人相互依存依托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包含着脉脉深情与风雅，但它更是一种文化的情感态度。程砚秋是个孝子。他大红的时候去上海、武汉演出，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回到家中全部交给母亲，听从支配。一次，他的母亲说：“你三哥（即程丽秋，京剧演员）很久没出台了，生活困难，这笔钱给他吧！”程砚秋毫无怨言。我觉得楼上话不是这么说的，但凡找徒弟，甭管学什么，人品最重要。如果楼主贴的属实，那我只能佩服程先生看人准，凭她那人品，早晚是个欺师灭祖。王瑶卿悉心调教　　　　　　他的另一个老师是通天教主王瑶卿，这也是罗瘿公介绍的。据说，王瑶卿最初并不怎么看重程砚秋，后来终被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程砚秋踏进古瑁轩（王瑶卿寓所之别称）学戏，王瑶卿就发现他清晨的嗓音还不错，到了晚上8点以后，反倒唱不出来了。　　　　　　平时的嗓音窄而涩，但喝了酒以后，反而宽且亮。禀赋与众不同，不能以常情教之。于是，王瑶卿对程砚秋做了特别安排和特殊要求———早晨只喊嗓不准唱，一直到晚上10时后再开始吊嗓练唱。王瑶卿说：“角儿出场多半要到九十点钟以后，如果你晚间无嗓，那怎么能当角儿？只好是唱开场戏了。所以，一定要在夜间练习。”半年后，他的嗓子果然慢慢出来了。　　　　　　程砚秋刚登台，因为个子高，心里紧张，所以把上身缩成一个团，而且左肩高，右肩低，样子非常难看。王瑶卿说了多少遍，都没矫正过来。一次，他又要上台了。这次王大爷在袖子里藏了把戒尺，在程砚秋临出场前的瞬间，抽出戒尺，向着他的右肩狠狠地敲了一下。程砚秋惊恐又疼痛。　　　　　　这一招儿还挺灵的，自那以后，他再不肩膀一高一低地出场了。王瑶卿又依据他的别样秉赋，为他设计出新的唱法，专走偏锋，独创一格。一个特殊的歌喉加一种特别的唱法，骤然之间程砚秋与其他青衣迥乎不同了：音调奇异，虚无缥缈，忽高忽低。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真可谓变幻莫测。　　　　通天教主王瑶卿程砚秋研究唱腔，都是亲自到王瑶卿老先生家里去求教。每次去王宅都是在晚上，因为只有等到深夜，王老先生烟瘾过足，精神上来了，才到了说戏的最佳时刻。那时程砚秋住北芦草园，到王宅必经八大胡同（北京妓院多开设于此）。罗瘿公告诉他：“你要绕道走，经煤市街进大马神庙东口。”程砚秋很听话，每天多走一里多，从不更改。　　　　　　王瑶卿感叹道：“唱旦角的，讲究戏的身份儿（即规矩）真得数他。”　　　　　　程砚秋果然是越唱越红了。不像梨园行中人物　　　　　　民国9年（1920年），梅兰芳的原配夫人，也是程砚秋的师娘王明华，向程砚秋介绍果湘琳（京剧艺人）之长女（也是余叔岩的外甥女）与之订婚。那年程砚秋16岁，觉得自己太年轻，不想过早成家，提婚的事就搁置起来。　　　　　　当然，果家对这桩婚事也有条件：程家哥们多，程砚秋要从程家搬出来单过，才能结婚。直到1921年的2月，经罗瘿公与梅家再次撮合，才最后促成了这桩婚事。那时提亲不让相亲，罗瘿公自有办法，带着程砚秋到一家陈列着果家全家福照片的照相馆，让他去辨认。程砚秋左看右看，挺满意。不过，娶的不是果家长女，而是次女秀英。为啥换了人？用程砚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果大姑娘没有二姑娘长得漂亮”。　　　　　　1921年3月27日他俩正式订婚（又称放小定）。订婚之日，礼节隆重。梅兰芳夫人作为媒人，送过来镶嵌的镯子、戒指等定礼。1922年5月16日，程砚秋陪着母亲看了位于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23号的新居。　　　　　　而租赁此宅全系罗瘿公的一手筹划，当然是为了满足果家女儿提出的允婚条件。1923年的4月9日，程砚秋陪母亲迁居于新租赁的寓所后，立即举行结婚聘礼仪式。梅兰芳、王明华夫妇为媒，程砚秋由姜妙香等4人陪同，给果家送上衣服、首饰、红鹅、猪羊腿、干鲜果品以及龙凤饼。这叫“过大礼”。4月26日，在取灯胡同的“同兴堂”，程、果二人举行结婚典礼。来宾有四五百人，除尚小云赴沪演出，在京旦角无一缺席。　　　　　　婚礼由梅兰芳主持，报纸称这是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稀有之盛况。礼节也极隆重，贺喜画件达百余轴。成婚后，罗瘿公为果秀英更名为果素瑛。旦角的皮肤一般都是天生白皙，程砚秋不止皮肤白，他的一排整齐的牙齿更是白得发亮，且细密精致，比女人的牙齿还好。他身材高大，头发中分，天庭饱满。那双丹凤眼真有说不出的妩媚。　　　　　　程砚秋常穿一套得体合身的灰色西服，举止斯文，状若书生。别看平素话虽不多，但为人爽朗大度，全无一般青衣旦角私底下那种职业性的忸怩神态，就是内行人也只有从他嫣然一笑而倩然后敛的习惯口型上，察觉出长期舞台生涯给他留下的一丝痕迹。夫人果素瑛亭亭玉立，朴实无华，头梳着一个横S髻。俩人很般配，走在一起，使人左右看不出他们是梨园行中人物。　　　　　　日常生活中的程砚秋庄重严肃，倘有女性在侧，总是眉不轻扬，眼不斜视。那时，很多艺人在生活作风上是不大检点的。小报文人也在这些事情上做尽文章，说尽肮脏话。　　　　　　故而一个艺人无论名气多大，多多少少是要受些纠缠、攻击和诽谤的。况且艺人的钱再多，社会地位也在小报记者之下。名伶保护自己的惟一办法，就是洁身自好。因此程砚秋对自己要求极端严格，一生无二色，并立下“不传女弟子”的规矩。即使是男性，他的收徒也是拒人情于千里之外。迟小秋同志是著名京剧演员，在戏曲界享有较高知名度。她19岁即荣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献身文化事业，刻苦用功，爱岗敬业。 　　　　　　热爱京剧艺术，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和造诣，是当今优秀的程派传人 　　　　　　在十余年师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吟秋先生学艺期间，她勤奋刻苦、好学上进，深深体会恩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良苦用心，认真体会程派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唱腔特色。特别是，程派身段动作，水袖舞蹈的韵律之美，程派表演的娇柔妩媚，含蓄传神之美，程派唱腔悠扬婉转，如泣如诉的音韵之美，她都反复琢磨，用全部心灵去感受，因而，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领会和体味。　　　　　　她主演程派名剧经典系列，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声情并茂、表演细腻、光彩照人的古代女性艺术典型。她的唱、念、做、舞具有不可低于的艺术魅力，剧场中总是座无虚席、掌声如雷、彩声一片。她主演的程派经典名剧《锁麟囊》、《碧玉簪》经中央电视台11频道现场直播长生强烈反响，博得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戏迷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具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通过竞聘走上领导岗位，出任北京京剧院青年团团长 　　　　　　开拓创新，全身心投入工作。团结全团人员，积极开拓市场抓人才、出精品，充分发挥自身公关优势，动用多年以来苦心营造的社会关系网络，为青年团联系演出，开拓演出市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不辞辛苦，既当主演，又兼任演出经理，四处奔波，为创造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2007年9月上任之后，和团领导一班人制定了实事求是，符合青年团可持续发展的品牌、人才、经营战略，三个月以来，平均年龄26岁的青年团，艺术建设扎扎实实，演出经营红红火火，显示出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新风貌。迟小秋同志率团赴福州、漳州、泉州、厦门和赴东北、沈阳、鞍山、铁岭等城市的巡回演出即产生重大社会反响又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在锻炼队伍，培育新人、拓宽市场、培养青年观众几方面都获得显著成果。　　　　　　她经营理念新，营销渠道多，社会关系广，青年团的演出八方出击，连续不断，有时“分包”，一个团分成三个演出队一天演三场，既为青年演员提供了舞台实践机会，又出色完成了“星火工程”送戏下乡和国粹艺术进校园的演出任务。　　　　　　为开拓新市场，培养新观众，她既当主演又为大学生开办“导赏讲座”，为大学生们讲解京剧艺术的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现场示范唱、念、做、舞，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引导第一次观赏京剧的大学生迈过“门槛”，进入规定情景，领略到国粹艺术的音韵之美和意境之美。潜心艺术，为弘扬民族艺术甘为人梯，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作为早年成名享誉海内的著名京剧演员，她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作风朴实、不骄不躁以独具个性的精湛表演技艺，职业道德和平易近人，提携后进，对青年演员进行传、帮、带的大艺术家风度，赢得剧院同仁的尊重和好评。　　　　　　青年团人才济济，老生马、谭、杨、奚，旦角梅、尚、程荀，各流派再传弟子已然初露头角。迟小秋深知这些青年尖子人才是剧院的未来。她肩负着把这些青年主演锤炼为未来名角，艺术中坚的历史使命，为此，她召集老艺术家进行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对青年人才一个一个的进行认真的分析，根据他们的天赋条件，艺术潜能，未来发展空间和流派艺术风格，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定老师、定剧目、定演出档期、定宣传方案，稳步推进人才战略计划。淡泊名利、具有高尚的品格情操 　　　　　　她从来不计较自己作为主演的名次，牌位，待遇、报酬，更不计较剧目安排的先后和演出档期的淡季旺季，她珍惜每一场演出机会，总是把尽善尽美的舞台表演艺术，奉献给知音观众。　　　　　　她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心中装着京剧大事业，如北京京剧院筹备印制建院25周年纪念画册，经费紧张难以筹措之际，她恳请自己多年的知音知友，崇拜民族艺术的爱国企业家，一次性捐款人民币20万元，为剧院解决了难题。 　　　　　　由于表现突出，曾荣获多种奖项：1984年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85年获辽宁省劳动模范；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贴；1996年获文化部文华奖；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宣传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上面贴照片的人真是不厚道，专拣新艳秋先生老年的照片贴。　　我贴张新艳秋先生早年的照片，那风姿真是可媲美程砚秋先生。　　章诒和的那本垃圾书，请不要再到处转贴了，对新艳秋先生的评价太不厚道了，新艳秋先生是继承程派最标准的。有人说，程派戏，唯有程新，程新之后，再无程派。2008年2月23日14：00，著名京剧演员李佩红将在天津中华剧院演出程派名剧《文姬归汉》，并于戏后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拜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门下，继续研习深造 　　。 　　　　李世济是当代杰出的程派表演艺术家，早年得到程砚秋大师的言传亲授，深得程派艺术精髓，造诣深厚、技艺精湛。她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在继承的基础上，善于适应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自身条件和女性的嗓音特点，对演唱艺术精心探索，有所创造。　　　　　　特别是“文革”后重新上演程派经典剧目和编创新编剧目，她与爱人、著名琴师唐在炘合作，对音乐、声腔不断锤炼、加工，在演绎程派艺术风格的同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使她所塑造的舞台形象丰满生动、光彩照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近年来，李世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课徒授艺上来，为培养、提携新一代程派传人付出了大量心血，对程派艺术的传承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新艳秋先生早年剧照。　　　　王吟秋先生曾说，新艳秋先生红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经常去看她的戏。周恩来曾对新艳秋先生的弟子钟荣说，你的老师不简单！国家一级演员李佩红，先习刀马旦，后习程派青衣，基础坚实，允文允武，是一位难得的全面型旦行人才。她在从艺过程中，勤奋刻苦，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曾先后向冀韵兰、李金鸿、崔荣英等名家求艺，拜著名表演艺术家关肃霜为师，并经后者的鼓励和支持，成为程派名家王吟秋的入室弟子，得到了系统、规范的传授。　　　　　　近年来又向程派名家熊成旭请教，加深了对程派演唱艺术的理解和感悟。这次正式拜李世济老师为师，体现了李佩红在艺术追求上的锲而不舍、不断进取。她经常上演的程派剧目《英台抗婚》《龙凤呈祥》《文姬归汉》等都曾得到李世济老师的悉心指导。　　　　　　李佩红认为，许多前辈名家都曾向多位老师求艺，重视吸收多方面的艺术营养，程派艺术博大精深，为此一定要认真学 世济老师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富有强烈感染力的演唱艺术，提高自己塑造人物的能力和表演水平，追求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以不辜负老师和广大观众的期望。　　　　　　李佩红是中国戏曲学院第二届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曾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和中国戏剧“梅花奖”等重要奖项。此番名师高徒，将续写一段新的梨园佳话。 　　程派名家王吟秋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惟有以身相殉。”这话近于谑，可还真无法否认。　　　　　　只要听程入瘾，就非此不可，若再去听别人唱的青衣，便觉淡而无味。所以，后来喜欢程的听众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因程砚秋未走红以前曾一度拜梅兰芳为师，亦受关照和提携，于是行内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程腔之中，骨子里多为梅腔。如不深加体会，一时不易察觉。因为梅腔加上程氏的嗓音和口劲，已经脱胎换骨，难以辨认了。　　　　　　程砚秋的嗓子外显柔和，内敛锋芒，加上标新立异的唱法，唱起来真有鬼斧神工之妙。最耐人寻味的是《玉堂春》一剧，他柳眉入鬓，凤眼传神。　　　　　　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细音，惟其独有。高出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听来惊心动魄。化装也别致，身着红色罪衣罪裙，脸似鹅蛋，眼皮上一层黛绿涂得停匀，妩媚中带出青楼女子的憔悴和满腔哀怨的神情。他的表演强调的是冤案中的冤情，而非着意于一桩花案里的风情。　　　　　　这样，程氏《玉堂春》在格调上就比其他艺人高出了许多。程砚秋身材高大，观众初见，都暗自吃惊：“这么大块头的一个旦呀！”但等演过了一阵，被他的各种身段表演所吸引，你便不会觉得他是个庞然大物，而是个美妙妇人。简淡蕴藉，洒脱雅致。程砚秋就有那么大的魅力。程派传人中还有一位是不能不提的，她就是当年红遍上海滩的章遏云。章出身贫寒，但聪明漂亮。她从安徽家乡跑到北京、天津跟人家学戏，居然后来在上海爆得大名。 　　　　　　　　有一次章遏云到安丰里来拜客，就与我们孙家父子认识了，后来我父亲还与她同台演出过。　　　　　　那时跟她差不多同时唱红的还有好几个角儿。北方是她和雪砚琴（真名黄咏霓），被称为坤角中的梅兰芳，唱得好极了，后来嫁给了一个旗人。南方也有两个大红角儿。一个叫金素琴，长得尤其漂亮，被誉为江南第一名旦。后来她不唱了，因为人一出名应酬也多，整天请她吃饭、跳舞的人不知有多少，钞票也不愁了。另一个是童月娟，当初在共舞台唱武功戏，善唱海派戏即连台本戏。　　　　　　张善琨和黄楚九的得力干将，那时正是他为黄代管共舞台，于是把这个红角儿抓到手，成了他的太太。张善琨60年代殆在香港，童月娟还活着，虽年事已高，仍担任着香港电影公会的会长。 　　　　章遏云一度比这些角儿都红，还差一点嫁给了杜月笙。因为艺人要在上海唱戏，是一定要去杜月笙家里拜客的，一旦出了什么事好由杜出来张罗，才能确保平安。章往杜家去的次数多了，也就惹出是非来了。杜有意要娶她为姨太太，可姚玉兰不同意，这事就没成。后来章嫁了杜身边的一个人，名邵景甫，人称“标准掮客”。　　　　　　此人原是大西洋西餐馆的Ｂｏｙ（服务生），不知发了点什么财，借机挤进了杜月笙的门下，每天下午与谭敬在飞达咖啡馆喝啡咖，神吹海侃，然后就去杜月笙家陪杜打麻将，做过黄金和地产等生意，也发过小财。可他生活上不检点，娶了章遏云之后，外面依然拈花惹草，于是章后来就跟他分手了。解放前夕他去了香港，投机失败，最后竟饿死在海外。 　　章遏云既然程砚秋一生不收女弟子，那么号称“程派传人”的章遏云，是如何学得程派戏的呢？ 　　　　　　　　章遏云的确很有个性。她迷恋程派艺术，几次三番托人说情，要求拜程砚秋为师，可是程说什么也不肯收。章遏云一气之下，居然抽人釜底之薪，出双倍的价钱，把程的宝贝琴师穆铁芬给“挖”了过来，气得程砚秋气不打一处来。可是人家穆铁芬也愿意前去，程就没法子了，只好又找了周昌华。　　　　 　　　　穆铁芬跟程砚秋多年，程砚秋所有的戏他也都会。章遏云就是如此成了程派艺术的传人。到后来，连马连良也要让她几分。每年到上海唱一次，天天满座，用的全是马连良的班底，阵容极为雄壮——杨宝森等为她挎大刀，叶盛兰唱小生，马福禄扮小花脸，王少楼（梅兰芳的内侄，王氏夫人的亲侄子）给她当配角。　　　　　　只要她来上海唱戏，马连良就得在天津闲上一个月。那时她的风头之健，可以说与孟小冬为一时瑜亮。程砚秋的拿手好戏如《金锁记》、《玉堂春》、《锁麟囊》、《四郎探母》、《得意缘》等都成了她的拿手好戏了。 　　　　　　　　可惜章遏云的晚景不佳。解放前夕跟着童月娟、周曼华、李丽华等一帮艺人去了香港，后来又到了台湾。她跟邵景甫分手之后也未再嫁人，只身独居。年轻时的灿烂一去不复返了，但她得享高寿，如今已过90高龄，仍精明而豁达，正以一颗平常心过着安谧的晚年。　　穆铁芬梅、程之间：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学艺可比梅兰芳苦多了，他也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以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　　　　　　观众聆听，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也无人能及。故而梅、程之间彼此颉颃，关系就颇为微妙了。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1918年，罗瘿公将他的艺名菊侬改为艳秋。后来有人说这个更名涵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而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3年9月18日，也就是程砚秋结婚后5个月，他与自己的戏班“和声社”一行赴沪，罗瘿公随行，亲自安排一切。这次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六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　　　　　　“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由金兆蒳（字仲荪，京剧剧作大家。浙江金华人，青年时期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为首届学生。毕业后从事文学写作，1924年从一出《碧玉簪》开始专门为程砚秋编写剧本，有《梅妃》、《荒山泪》、《春闺梦》、《文姬归汉》等十余部作品）撰、罗瘿公手书的楹联，先施公司以黑绒红缎制作宽2尺、长8尺之幅悬诸台前。戏院门口，汽车200余辆，马车则不计其数了。程砚秋自打炮以来，每日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人极劳累。　　　　　　但他依旧是容颜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意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程砚秋11月15日返京，梅兰芳赴站迎接。10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　　　　　　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是微小的，也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　　　　　　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从这时起，他们的竞争才趋于明显化。到了1946年底，一个在“黄金（戏院）”，一个在“天蟾（舞台）”，两个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了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章，舌枪唇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　　　　　　　　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了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锏，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倾斜了。演出完毕，程砚秋的弟子赵荣琛一次就替师父将28根金条存入了银行。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惟有程砚秋是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　　　　　　罗瘿公的这两句话是说准了。非但说准了，还深知这两大名旦的内心状态。原本烟瘾大、酒瘾大、牌瘾也大的程砚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说戒烟酒就戒烟酒，说戒打牌就戒打牌，罗认为那是因为程砚秋在艺术上“名誉心甚重，故能自克如此”。而梅兰芳那边，罗瘿公则觉得他人缘太好，其“党徒甚胜”。梅兰芳见程砚秋“气势日旺，自沪归京后颇有引以自强之意”。于是，梅对程“更益敷衍”。面对这样的情势，站在程砚秋一边的罗瘿公常常是亲自定下对策。民国13年（1924年）2月，罗瘿公听说梅兰芳的行头花去7万大洋，便立刻写信给朋友（袁伯夔），说：“玉霜（程砚秋字玉霜）将来产业能至7万金否尚不可知，今已为服装费至万金矣，与梅竞服装断断不能及，惟藉唱以胜之耳。”　　　　　　罗瘿公给程砚秋定下的策略是：“屡诫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做得极人工却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　　　　　　做人圆通之至反不觉其圆通——这是传统社会做人的一种境界。如果没有对江湖规则的高度把握，没有对人情世故的细微体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举个例子吧！1933年11月11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大寿。　　　　　　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在这举动里面包含着道德信条，江湖规矩，人情世故以及个人修养。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民国15年（1926年）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120年陈白兰地两瓶。说到酒，我还想起了吴祖光的描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文化部决定把他的《荒山泪》拍成电影。导演是吴祖光，吴在回忆该片摄制工作的文章里说：“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　　　　　　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　　　　　　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　　　　　　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　　　　　　紫禁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3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3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　　　　　　　　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　　　　　　为首的一个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狗腿子，遂一拥而上。程砚秋是来一个，接一个，把几个警特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事情说起来像侠客大片一样生动，又像一场程派太极拳表演。从此，一座北平城，传遍了程砚秋的身手如何如何。这事在当时、在今日，也决非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　　　　　　此后，日本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程砚秋，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当他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梅兰芳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时期“蓄须明志”。其实，程砚秋也一样有民族气节。程砚秋到底怎样看待人生？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诠释：1941年初秋傍晚，他与学生（刘迎秋）漫步北京什刹前海塘侧，望着晚霞的一片暗红，程砚秋若有所感地说：“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遂又指着环绕四周的景色说：“你看，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我们演戏，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　　　　　　人究竟是观众，还是角色？是人演戏，还是戏演人？似乎都不大好说，也不易说。几十年“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在锣鼓与丝弦中，程砚秋心灵深处始终想做一个归客，超然于世。青龙桥务农时期，他在耕地、浇地、掰老玉米棒子时响起的笑声和日记里写下的诸如“我觉人生是一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将来闭眼了事（1944年8月2日）”等许多文字可以作证。　　　　　　可他偏偏是个艺人、名伶。单是这样一个行业和职业，就注定了他被动的一生。程砚秋又隐又显，显而又隐，既情愿地、也是不情愿地被政治和戏曲改革的联手铺排了大半辈子——无论这个中国政权是属于谁，是好还是坏；也无论这个戏曲改革是改良还是改造，是对还是错。意味深长的是：程砚秋去世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而偏偏被禁演的《锁麟囊》却格外红火！一出旧戏、禁戏，70年不败。程砚秋其人其艺，官方有定论，民间有定评，且两方面的评价也十分接近，为人口碑又好。红氍毹上歌弦舞袖，精于斯，老于斯，死于斯。他54岁离世，梨园行的人都说，他和梅兰芳都是走得正好。“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　　　　　　昔日剧场里的如雷似火的气氛，台上台下的如狂似醉的痴迷，我们到哪里去寻？今日的戏曲，不过是看取传统风景的一扇窗罢了。梅兰芳、程砚秋正在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赫赫然写入历史，缓缓然退出尘世。　　　　　　何来何往，生兮死兮。过来人能不慨叹！从1930年到1940年年底，他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聘请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为校长，后焦去法国留学，由金仲荪接替。程砚秋出任董事长。办学10年间，培养了德、和、金、玉、永五个班，共200多学生。　　　　　　　　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王和霖、李玉芝、白玉薇等名角，皆出其门下。程砚秋废除了磕头、拜师、体罚等老班社的规矩。在舞台上，不准饮场，不准用检场人，不准用跪垫，即使像《玉堂春》里的苏三整场都是跪唱，也不许用。除了专业课程以外，还开设了文化课。其中包括国语、古文、历史、地理、美术、算术、音乐、音韵、英文、法文、日文等课程，其分量超过当时的初中。他还组织学生排练西方话剧，如《梅萝香》（华尔克著，顾仲彝译）等。　　　　　　　　全校实行奖励制度，每年评定一次优秀生，头5名发给12元的奖学金以及铜镇尺、乒乓球拍子等物。这样的举动，在当时被某些人视为“歪门邪道”。程砚秋治理学校的突出思想，就是“演戏要自尊”。他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自尊，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你们是新型的唱戏的，是艺术家。”　　　　　　他又对女学生讲：“毕业了不是让你们去当姨太太。”　　　　　　　　　　最终学校还是停办了，到了1943年3月程砚秋还在处理学校解散的善后事宜。先是偿还1.6万元（伪币）的债务，再变卖学校的大汽车、戏箱、家具，最后再卖掉北京东华门大街南翠明庄校产才偿还了全部的债务。数年间卖掉若许之物，程砚秋心情沮丧，形容自己“像个败家的旗人大少爷”。　　　　　　1944年在务农时期，为了使青龙桥周围的农家子弟读上书，也创办了一所功德中学，地址就是残破的功德寺大庙。他自掏腰包修缮校舍，定制桌椅，聘请老师，还让自己的老管家去看门做饭。接着又买下占地18亩的金家花园专作学生宿舍。　　　　　　他规定农家子弟入学，一律免收学费。后来从城里来了一批流氓学生，打架斗殴，欺负女生，吓得当地孩子不敢露面。因货币贬值，教员也三天两头闹着要求涨工资。一个谋福利、积公德善举，成了一个没底儿的大坑，只见没完没了地向这位艺人董事长伸手要“银子”，却没见办出什么有益于农村教育的事来。程砚秋吃尽苦头，学校越办越办不下去。　　　　　　　　一次他去天津，见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把自己热心公益兴办乡村教育的苦恼说了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奇怪的张伯苓劝导他，说：“你可不是搞这行的，不知道社会上专门有一批吃教育饭的人。你现在又不演戏，只出不进，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批人。日子长了，非把你吃垮不可。还是赶快收摊为妙。”　　　　　　他收摊了，当局接手了，功德中学更名为颐和中学。他把金家花园改为程家花园，间或来此小住。抗战胜利后，目睹官场的腐败，他没高兴多久。程砚秋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过着一种时隐时显的生活。　　　　　　听朋友说，颐和中学今天还在呢！现在就读的学生知道创办人程砚秋吗？程砚秋的后期，一直住在北平西四报子胡同18号。1948年北平围城时，它的前院是国民党政府军的一个团长占用。他的西郊程家花园的四合院曾被共产党华北野战军占用。叶剑英初抵北平也曾暂居西郊的程家花园。1949年春，一个浓眉大眼的先生带着个年轻人叩响了他家的大门，开门的是程派弟子王吟秋。　　　　　　来者问：“程先生在家吗？”弟子答：“师父出去了。”“那给程先生留个条儿吧。”　　　　　　送客后，关上大门的王吟秋一看字条，上面写着：“砚秋先生：来访未晤，适公外出，甚憾！此致敬礼周恩来”　　　　　　程砚秋归来，读了字条，欣喜不已，埋怨弟子连杯茶都没有招待。　　　　　　王吟秋说：“我以为他们又是来咱们家借房子的呢。”　　　　　　不久，程砚秋被指定为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后被接到中南海演出，这也是他为新政权做的首次演出。周恩来陪同邓颖超以及张瑞芳到后台看望。正在化装的程砚秋立即起身，说：“您来家看我，失迎得很。”　　　　　　周恩来笑道：“哪里，哪里！”并告诉他，今晚毛主席和很多首长都要来看戏。　　　　　　看到高官的朴素清廉、和气友善，程砚秋从心里拥护共产党。而他后来的不快与不满，则是来自当时的戏曲改革方针。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乘火车赴欧洲考察戏剧的路途上，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程砚秋的戏剧改良意图和主张，就表示了批判和怀疑。马彦祥在《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一文，劈头盖脸第一句就是：“程以这样匆忙的时间考察（六国），究竟会有多少成绩带回来，实在不敢预约……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在这些考察上，我总觉得有点枉费。”　　　　　　文章的最后，还说“旧戏在现在已经走到了‘以伶为本’的末途，而且只是个人的，不是集团的，假如不早设法予以挽救，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马彦祥说对了，那时的戏曲改良是个人的，是“以伶为本”。结果非但没有失败，在1930年代还把古老的京剧带入它的黄金岁月。　　　　　　而1949年后的戏改，不是个人的，并从“以伶为本”转到了“以政治为本”，“以阶级为本”，“以革命为本”，其结果呢？还真应验了马彦祥那句———“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　　　　　　1949年的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的时候，有关方面就忙着要改造戏曲了。（我至今不理解促成一个政党对一个民间传统艺术决心彻底改造的强烈冲动到底是什么！）也善良也世故的艺人，也乐于接受改造。反正谁当政也得看戏。　　　　　　他们压根儿不会去想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中国戏曲里面的什么东西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满。他们更不敢怀疑：一种外来的集团力量是否能领导这样一场艺术范畴内的改造运动。6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找来周扬、刘芝明、阿英、田汉、崔嵬、马少波等人，研究成立戏曲工作领导机构的问题。　　　　　　请注意：这里没有一个艺人，没有梅兰芳，也没有程砚秋。之所以不让他们参与，显然是认为他们属于旧人物、旧事物、旧势力。而由京剧等戏曲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来领导和推动的艺术改革，从娘胎里就注定它不能走上一条按戏曲艺术自身规律发展的道路，哪怕这些“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可能是不错的作家、电影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程砚秋一直主张改良戏曲，特别是他到欧洲考察西方戏剧之后，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革新意识，认为艺人应该把戏曲改革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起来。所以，他对戏改局的工作抱着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态度。　　　　　　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他亲率自己的剧团“秋声社”赴西北、东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1949年的11月24日，他在西安文艺界欢迎他的聚会上，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戏曲确实在向没落的途径上走着，为了挽救危机，我们对它必须改造、前进，把技术重新充实起来，好尽量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又说“要建立设备完善的国家剧院、国家戏剧博物馆”，“对演员的生活保障要建立相当的福利机构来管理”。　　　　　　———听了这样的讲话，一方面感到程砚秋的诚意与天真，另一方面感到他心目中的戏改和官方的戏改相距甚远。12月18日，程砚秋率“秋声社”赴东北。这时他听到了“要在两三年内消灭旧剧毒素”的号召，整个东北地区禁演的剧目高达140多个。一个通化县只剩了6出评戏。接着，就是艺人失业的消息，单是浙江嵊县失业的艺人就有3000多人。　　　　　　官方也不许艺人自己搞民间演出活动。尽管他在东北地区的来来往往都有官员接接送送，12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设晚宴招待，12月21日他为高岗和东北局首长做了专门（《金锁记》）演出，但程砚秋的内心已经很难平静了。1949年以后，不管程砚秋在政治上怎样积极，不管他与周恩来、贺龙、陈毅以及周扬等高官在私人交往上保持着怎样的良好关系，他的上百个剧目，却被一一停演。　　　　　　1953年5月13日中央文化部《关于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度上演剧目、整理与创作改编的通知》中所准许上演的194个剧目里，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四个，新排的《祝英台》也未纳入上演计划。自己交给戏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迟迟不复。程砚秋极为不满，并委屈地说：“我是一直拥护戏曲改革的呀！”　　　　　　而围绕着一出《锁麟囊》上演的曲折经历，使他渐渐懂得：虽然本人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自己的实际作用在缩小。角儿的核心地位已彻底颠覆，戏班内部秩序也完全打乱。在“政治性、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演员的表演水准都成了次要因素。　　　　　　自己呕心沥血弄出来的佳作，在红色政权眼里可能就不是什么好戏；即使是有成就的艺术家，也不是想唱什么就可以唱什么了。而失去了对剧团、剧目的支配选择权，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自己的支配选择权。　　　　　　1957年春，在中央文化部整风大会上，程砚秋发言批评文化部原来的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禁戏太多，使各地方剧团几乎无戏可演，一时又创作不出新戏来，以致影响了只会演老戏的演员生活。他的情绪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戏改局不如改为戏宰局”。这使田汉等人大为光火。在拍电影《荒山泪》时，吴祖光是导演，他俩合作得很好。程砚秋专派一个通讯员，往来于两家之间。经常是吴祖光写好一场戏，马上给程砚秋送去。第二天，他的唱腔就出来了。第三天，他的身段也出来了。　　　　　　没想到一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吴祖光成为戏剧界的大右派。在文艺界的批斗大会上，程砚秋坐在主席台上。轮到批判吴祖光的时候，会场的气氛也渐渐进入高潮。站久了的吴祖光偶尔抬头，发现程砚秋的那个座位是空的……程砚秋这样写道：“我现在要入党了。我真真感觉有些胆怯的，如田汉先生数日前的来信所讲说，我有孤僻偏激之性，说得对极了，我确是有这样性情的。因为旧社会中对唱戏的人是看不起的，我从懂得了唱戏的所保留的传统作风后，我的思想意志就要立异，与一般唱戏的不同，又有自由散漫的性情，亦是多年来演戏生活所造成。按道理我离入党的条件、资格还相差尚远，怕带有这些缺点入党后不能起良好作用，可能叫人常指责，多难为情呢。那时既对不起党的培养，亦对不起我素所敬重的介绍人（介绍人为周恩来、贺龙），所以我胆怯。　　　　　　“在过去，演员们都有唱戏挣钱买房子待年老色衰唱不动的时候好生活的思想。那时的社会，演员们确是没有生活保障的。我家亦有戏界中的这种传统的想法，所以，我买有房子大小七八处。我们早感觉到在我们国家的制度规定上是不合法的，我们亦早就没有年老无养的顾虑了，只是没有得到机会，我们愿趁此将房子送给国家，作为我的入党费。还有中央滦矿、启新、东亚股票等同上一并请给处理为盼。当时买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买卖倒把赚钱，亦是有许多原因的，亦不去细说理由了。　　　　　　“在这个小花园内，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我要求，希望党给我去做一些新鲜的平凡的事情去尝试尝试，我觉得是有趣味的，这是我的要求。人生如轻云易逝，在这五六年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程派的传人里面，第二代和第三代，我想了想，大概是这样的： 　　　　　　第二代里，学程，王吟秋有些泥古不化，赵荣琛可怜化而未工，李蔷华惜不足，李世济失之过，如果新艳秋也算，则欠刚。 　　　　　　第三代里，李佩红过飘，李海燕太伶俐，刘桂娟学李不化，迟小秋过于粗糙，张火丁甚好，冷寂而入戏，腔美而细致，但《梁祝》唱腔唱词过于刚冷，似乎太隔。吕洋温文，是入世的张火丁，故而可惜没有独步的气势。 　　　　　　以扮相论，第二代里，王吟秋是小家碧玉，似没有富庶过。赵荣琛身材高挑，文雅气足，犹如雪屋有文房四宝，颇具风致。李蔷华扮相平实，无夺人之先的气韵，甚为憨厚。李世济年轻的时候扮相聪颖可人，好象没有吃过苦楚，但年纪大了又有霸气，好象孙尚香结婚，洞房里要摆列刀枪，喜气中也有兵戈舞。新艳秋，四平八稳，柔弱而娇俏。 　　　　　　　　第三代里，李佩红扮相憨实外露，李海燕艳之近俗，刘桂娟不似古人，迟小秋粗叶大枝，张火丁美艳有个性，吕洋美丽家常。 　　　　　　　　以唱腔念白论，第二代里，王吟秋缺少亮